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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是武汉?

2002年12月5日,广东出现第一例SARS病例,次年4月,非典疫情在北京全面爆发。

15年后,在云南省的一处偏远洞穴里,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SARS研究课题组最终确定,这个洞穴里的一个菊头蝠种群,携带的病毒毒株含有SARS病毒的全部基因组分[1]。

这些病毒经过中间宿主果子狸,再通过在广东农贸市场中售卖,最终传播给人类[2]。

2020年2月3日,《Nature》在线发表了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论文。

论文显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序列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也就是说,引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宿主可能仍然是蝙蝠。但目前尚不明确其中间宿主是谁[3]。

截止2月6日24点,全国累计确诊31161例,其中湖北累计确诊22112例,武汉11618例。

武汉,天下之中,九省通衢。李白曾在这里吟出千古绝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孙中山在这里领导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张之洞在这里创办汉阳铁厂,打造了中国近代最早一批工业企业。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源起,为什么是武汉?

野味带来的意外

疫情发生之后,中国疾控中心科研人员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4]。

尽管此后《科学》在线发表题为《武汉海鲜市场可能不是新病毒在全球传播的源头》的文章,指出华南海鲜市场可能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源头,但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华南海鲜市场至少是病毒的集散地[5]。

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曾两次发布《中国食用野生动物状况的调查报告》。最近一次是在2013年,这份报告显示,尽管公众食用野生动物的比例较过去大幅减少,但经营利用的野生动物种类却在增加,尤其是在中国南方,野生动物消费依然热度不减。报告显示,每年10月至次年1月是食用野生动物的主要季节[6]。

此次的华南海鲜市场名为海鲜市场,实际上却存在多家野生动物交易商铺。在一家名为大众畜牧的野味销售价目单中,小活鹿、蜈蚣、鸵鸟、孔雀、狐狸、果子狸等,都明码标价进行销售。

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交易,给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疫情的爆发提供了病毒扩散的温床。此外,武汉阴冷潮湿的气候也是病毒传播的“助手”。

2003年9月,上海市城市环境气象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发布《气象因素对SARS爆发和流行程度影响》的研究结果[7]。

研究通过对广州、香港、太原和北京4个城市SARS发病情况和气象因素,及其变化进行的时间和地域分析发现,SARS发病人数与气象因素如温度、相对湿度、风速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SARS爆发和流行的最适宜温度为17-28摄氏度,平均风速越大,SARS病例数越多。报告同时指出,天气变化越大,人体对疾病抵抗力下降,从而更易感染疾病。

春季冷空气过程和SARS高发时段完全吻合,冷空气后的降温和升温引起的温度剧烈变化,可能是当年引起SARS高发的气象原因之一。

2020年2月3日晚,在湖北省举行的第十三场疫情防控例行发布会上,三位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表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下,有可能存活数天[8]。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境内横贯长江和汉江两条河流,河网密布,湖泊众多,是我国典型的亚热带内陆湿地型特大城市。据天气后报网的武汉历史天气统计概况,1月至今,武汉平均温度在8.1度,一月份中有15天是下雨天气。

“满城挖”后遗症

事实上,华南海鲜市场因售卖活禽、野味等行为,曾屡屡被当局要求整改,但最终未能实施相关行动。

国家法律规定,经营野生动物需要林业部门的合法经营许可,以及需要受市场监管和检疫部门的报批。2010年施行的《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合法捕获野生动物的,应当在捕获后3天内向捕获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但1月22日,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向媒体表示,其未向华南海鲜市场颁发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

据媒体公开报道,在疫情影响扩大,一些省份启动一级响应之后,华南海鲜市场还出现组织商户集体现场退租的“神操作”[9]。

野生动物交易的监管失职,是华南海鲜市场成为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温床的“人祸”因素之一。

疫情爆发后,种种监管动作更是让民众大跌眼镜。

12月8日武汉即出现第一例病例,但直到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才关闭;直到1月11日,武汉卫健委还宣称新冠病毒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疫情爆发后,依然举行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大型团拜会文艺演出;

“一刀切”封锁武汉全程交通,导致医务人员无法正常上下班;武汉红十字会物资周转、调配不力;政府办公厅办公人员从红会领取口罩等行为都有发生。

在正常时期,紧急处置与管理的能力并不会被考验。相关监管部门最终暴露出的问题,或许与当地近年来的大规模城建、产业转型有关。

一五期间,武汉曾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

武汉钢铁公司是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武汉重型机床厂是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是国内最大的特种锅炉生产厂,武昌造船厂是内地最大的造船综合企业。钢、重、锅、船四大重工国企,曾让武汉的经济实力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改革开放后,武汉又成为改革的试点城市,继续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列。1984年,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利税指标,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四,仅次于京津沪三大直辖市,这是武汉市最辉煌的年代。

但1988年后,国家推出东南沿海开放战略,全国的经济地理版图开始位移。武汉陈旧的产业结构,设备老化等诸多因素,都显得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此后,武汉经历了近20年的“迷茫时期”。以武汉柴油机厂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小型制造业国企,都在1998年左右宣告破产。

最差的时候,武汉的GDP排名甚至跌到全国城市第22位、工业总产值跌到第15位。经济疲软,武汉的城建环境也缺乏更新,一度被讥讽为“全国最大的县城”。

而当中国经济来到新旧动能转化的拐点,跃升到需要以科技驱动发展的时候,武汉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1年,武汉提出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目标。

复兴的第一步,就是启动大规模城建。2011至2016年,武汉进行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满城挖”时代。2016年底,武汉如愿获得“国家中心城市”称号。

大规模城建之后,武汉又积极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科技产业方面布局,力争在新一波技术浪潮中弯道超车,复兴中部第一城。

2017年11月,小米在武汉建设“第二总部”。之后,今日头条、旷视科技、科大讯飞、小红书、流利说等明星互联网、AI公司也密集进驻,武汉逐渐成为中国互联网重镇。

在大规模城建、占领高新科技产业的同时,武汉的公共服务建设被无意中忽视。彭博社记者曾统计过最近几年武汉的财政支出去向,发现很多资金投入了科研等热门领域,相比之下,公共卫生支出几乎停滞不前[10]。

经济上跑步前进,日常公共事务的建设与治理瘸腿走路,这是中国很多城市的通病,也是助力此次武汉肺炎大规模爆发的因素之一。

全国驰援“中部医都”

尽管武汉屡屡传出医疗资源告急的消息,但事实上,作为“中部医都”的武汉,医疗资源辐射能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再加上全国驰援,以及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快速建设并投入使用,都让“封城”成为了可行的方案,阻止了疫情从武汉向全国进一步大规模扩散。

2009年,国家启动新一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一轮改革中,武汉将建设“中部医都”纳入医改总框架,用5年时间将武汉建成技术水平高、辐射能力强的“中部医都”。

2013年,武汉市又提出建设“国家级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并出台了《武汉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发展规划》。这一发展规划中的扶持政策涵盖了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方面面[11]。

截止2019年,武汉拥有36家三甲医院,名列全国第九,执业医生34000余人,病床数位87000余张。据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公共医疗资源指数排行榜》,武汉的公共医疗资源指数位居北京、广州、上海、西宁、成都之后,名列全国第六。

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和《2018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中,武汉共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5家医院上榜,其中两家进入前[12]。

在城市的医疗资源对比中,甚至有“北上广武”的说法。

除武汉本地强大的医疗资源外,全国驰援,以及武汉版“小汤山”火神山、雷神山的建成,都承接了武汉巨大的医疗需求,将疫情的主要爆发地控制在了武汉及湖北省内。试想,如果这场疫情是在医疗资源不发达的其他城市,疫情是否会大规模地外溢至更大范围?

比如河南信阳。2月5日,《信阳日报》在头版刊发题为《求助!信阳疫情防控医用防护物资告急!》的求助书。求助书显示,信阳市疫情防控医用防护物资全面告急,尤其紧缺N95口罩、医用连体防护服、全面型呼吸防护器等。

作为河南的“南大门”,信阳距武汉仅200多公里。截至2月6日24时,信阳市确诊病例176例。

据求助书统计,截至2月3日,信阳市中心医院N95口罩、全面型呼吸防护器,库存分别为88个和39个;信阳市医用连体防护服、护目镜和隔离衣的库存不够两日消耗量。

2月6日,信阳市中心医院相关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尽管已经收到一些捐赠物资,但物资仍然紧缺,一些物资库存只够坚持两三天。

信息传播改变病毒传播

回顾非典的时间线,2002年12月SARS病毒源于广东,经历春运、复工之后,次年4月在北京最终爆发,并进入大众视野。

而此次新冠病毒第一例病例出现时间与非典接近,爆发并进入大众视野的时间远远早于非典。但截止目前,疫情主要被控制在湖北省范围之内,并未出现非典式大规模跨地区传播。

这其中,信息传播方式的进步,对疫情传播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微信、微博、抖音等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渠道,使信息变得更加透明,传播速率大大加快。人们可以随时获取疫情相关信息,实时了解疫情动态,并据此进行防护,也因此造就了万民戴口罩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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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信息的透明也使得一些政府工作人员防控不力等问题,被网络舆论全方位监控。目前,舆论监督让部分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信息传播方式的进步,还造就了9000万人“云监工”火神山医院建设的奇观。1月24日,中国电信开通火神山医院5G网络,1月27日起,央视开通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造过程的直播,2月4日,雷神山医院施工直播间观看人数超过9000万。

信息的通达使得民众能够做出科学防控,在经过数十天的全民隔离之后,据腾讯健康全国新冠肺炎实时动态,截止2月6日24点,武汉及湖北的疫情高峰期仍在持续,而湖北省外新增病例增速下降。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5G等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变革,使得从城市到偏远农村,人人都能更加科学地防控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病毒从武汉进一步向全国传播的路径。非典源起广东,在北京全面爆发的历史没有重复上演。

结语

1965年6月,毛泽东曾从武昌游泳横渡长江到汉口,并作诗一首: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尽管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当下武汉的发展按下了暂停键,但经历过如此血泪的洗礼之后,武汉依然会是那个任何历史进程也无法绕过的九省通衢。

待春暖花开,“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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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8 13:17: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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